「中國不能失去山東,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」

2019年03月25日     1,462     檢舉

1919年1月28日,法國外交部會議廳,巴黎和會就中國山東問題進行專場討論,還差一天即將迎來31歲生日的顧維鈞代表中國政府申訴立場。

80年後,反映巴黎和會的電影《我的1919》,陳道明完美演繹了顧維鈞人生的最高光一幕。摘錄影片最精彩的一段台詞——

顧維鈞:你們日本在全世介面前偷了整個山東省,山東省的三千六百萬人民,該不該憤怒呢?四萬萬中國人民該不該憤怒?請問日本的這個行為算不算是盜竊?是不是無恥啊?是不是極端的無恥?山東是中國文化的搖籃,中國的聖者孔子和孟子就誕生在這片土地上,孔子、孔子猶如西方的耶穌。山東是中國的,無論從經濟方面,還是戰略上,還有宗教文化,中國不能失去山東,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。

(眾人鼓掌)

(英國首相勞合·喬治:一個真正剪掉辮子的中國人。)

(美國總統威爾遜:對中國觀點最卓越的論述,今天晚上整個巴黎都會談論他。)

如果說上述陳詞具有金屬的質地,那麼「中國不能失去山東,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」則閃耀著鑽石的光澤。在強權壓倒公理的時代,作為弱國的中國想說一聲「不」,何等不易!好在顧維鈞說了出來,鏗鏘有力,精妙絕倫。將中國的山東譬作西方的耶路撒冷,以此喚醒肉食者的同理心,並提示肉食者:日漸衰竭的草食動物雖斷無生路,但還有殘存的體面。

陳道明飾演的顧維鈞

毫無疑問,「耶路撒冷之喻」作為外交修辭是登峰造極的,作為歷史先聲亦可震撼人心。金句掛在顧維鈞名下,顯得順理成章。有點歷史感的人,甚至會抱著一份成全之意,在陳道明的念白與顧維鈞的申辯之間畫等號。

但一個問題,哪怕時隔百年仍值得推敲:「耶路撒冷之喻」是否真的迴蕩於1919年1月28日的法國外交部會議廳?不妨回到歷史現場。

1918年,一戰結束。1919年,巴黎和會召開。國人對此會寄予厚望,期盼中國能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一掃受人欺辱的歷史,收回戰前被德國侵占的山東。然而,巴黎和會期間,即1919年1月27日,日本代表提出,要無條件接管德國在膠州灣租借地、膠濟鐵路以及在山東的一切其他權利,全然無視中國亦是戰勝國的事實。面對日方挑釁,與會的中國外交官不得不予以反擊。經過一夜準備,1919年1月28日,五位中國代表里年紀最輕、資歷最淺的顧維鈞代表中國政府發言。顧維鈞的發言思路清晰、言辭得體、事實可靠,在法理上對日方的無理要求進行了駁斥,既捍衛了民族權益,又在一定程度上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同情。

作為一個文本,顧維鈞的發言堪稱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的經典篇章。《顧維鈞外交演講集》(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)就收錄了這次發言。這本書中的演講稿是從顧維鈞捐贈給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的《顧維鈞文件》中挑選出來的,25篇文章均為英文原稿與中文譯稿一併刊印,是顧維鈞演講最權威可靠的記錄。《巴黎和會上的發言》是書的第一篇,以第三人稱的口吻完整記載了顧維鈞發言的一字一句。

非常遺憾,逐字逐句研讀這篇演講稿,並沒有發現「耶路撒冷」(Jerusalem)這個詞,也沒有類似的比喻。實際文本與電影台詞最具關聯性的段落,表述如下——

山東省是中華文明的搖籃,孔子和孟子的誕生地,對中國人而言,這是一塊聖地。全中國人的目光都聚焦于山東省,該省在中國的發展中總是起著重要的作用。

不難看出,現實表達與藝術創作之間,有較大的出入。就風格來說,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的發言,條分縷析,克制而內斂,重在陳述事實和法理,未見基於強烈情感的詞句。此為兩者區別之一。區別之二,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的發言,是用英語而非漢語。

進一步查閱十三冊《顧維鈞回憶錄》(中華書局2013年版)和新近出版的《顧維鈞家族》(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),與巴黎和會相關的章節里亦無「耶路撒冷之喻」。

由此,可以負責任地說,1919年1月28日,顧維鈞捍衛了中國主權,向列強說「不」,但他說「不」的方式並不像陳道明演的那樣——他沒有說過「中國不能失去山東,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」。

那麼,「耶路撒冷之喻」又從何來?

《顧維鈞回憶錄》

《財經》雜誌2013年曾刊發台灣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唐啟華的文章《論顧氏演說》,文中,唐啟華推測,「耶路撒冷之喻」可能系當時報章的誇大渲染,受顧維鈞演講中的「聖地」的啟發而衍生出「中國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穌,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」,《費加羅報》也引用了這句名言。

有意思的是,學者余世存提出了與唐啟華不同的見解。他曾著有《弱國幸有顧維鈞》一文(收錄於2012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《大民小國:20世紀中國人的命運與抗爭》),此文是中文網絡里關於顧維鈞巴黎和會演講傳播最廣的一篇稿件。文中,余世存堅稱「耶路撒冷之喻」出自顧維鈞之口,同時也提及了《費加羅報》的引用。

顧維鈞巴黎和會發言是否有「耶路撒冷之喻」,已有明確答案。是否為當時報章的誇大渲染?以法文對《費加羅報》資料庫進行搜索,該報歷史上的標題或正文里沒有出現過「耶路撒冷之喻」。《費加羅報》既被證偽,那「耶路撒冷之喻」有沒有可能出自其他報紙的報道?是中文報紙還是外文報紙?想必,這是一次海中尋針似的搜索。

翻查關於巴黎和會的新聞史資料,一個令人驚詫的事實呈於今人目下:對於關係到中國前途和命運的巴黎和會,中國只派出了一名職業記者親臨現場,他就是《大公報》主筆胡政之。整個會議期間,胡政之共向國內發回18篇報道,以「巴黎專電」或「巴黎特約通信」為欄目名刊發於《大公報》二版。由於通訊不便,胡政之的報道一般要延宕兩個月之久才能見報。可即便如此,胡政之的報道依然算得上是對巴黎和會的貼近觀察。通讀這些報道,尤其是對1919年1月28日山東問題專場討論的報道,沒有「耶路撒冷之喻」。

有趣的是,1919年5月17日,《大公報》刊登了胡政之撰寫的《外交人物之寫真》一文,對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五位代表——外交總長陸徵祥、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、駐英公使施肇基、駐比公使魏宸組、駐美公使顧維鈞,逐一進行了文字畫像。對顧維鈞,胡政之如此描述:才調頗優而氣驕量狹。

年輕時的顧維鈞

顧維鈞何以給胡政之留下「氣驕量狹」的印象?一是因為顧維鈞年輕,難免氣盛。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,寓於歷史的大背景。《顧維鈞家族》給出了解讀,中國參加巴黎和會可謂歷經劫難,五位全權代表組團,主辦方卻僅允許兩位代表入場。五選二,如何安排?於是,代表團內部的勾心鬥角、派系之爭、論資排輩等戲碼便爭相上演。而待1919年1月28日,要對日方挑釁進行抗辯時,年高德劭者竟都免戰高懸,團長陸徵祥甚至稱病拒絕與會。此時,後生晚輩顧維鈞反而成了先鋒。誠然,顧維鈞對山東問題早有研究,也精通國際法,但於外遭列強蔑視、於內被同僚輕慢的雙重際遇,又怎能讓人心平氣和?量狹,因為憤懣和敏感。

弱國幸有顧維鈞,弱國也唯有顧維鈞。進而言之,弱國的悲哀是,即便有了顧維鈞,有了他的據理力爭、慷慨陳詞,西方的姿態多半還是視而不見、充耳不聞。《我的1919》里,顧維鈞發言後,勞合·喬治和威爾遜嘖嘖稱讚,克列孟梭更有「顧之對付日本,有如貓之弄鼠」的至高評價。且不論列強領袖們的讚譽是真是假、是客套還是真情,一組數據卻叫人不忍直視:中國代表要求歸還山東的提議遭巴黎和會否決,當日路透社的18條消息中對中國不著一筆;中國代表拒絕在包含山東問題裁決的協議上簽字,當日路透社的10篇電稿中也對中國隻字未提。

這就是巴黎和會期間,中國的輿論關注度。究竟是哪個報章以超凡熱忱虛構了「耶路撒冷之喻」,暫無定論。1999年公映的《我的1919》是迄今所能勘定的源頭,更早的出處得求教電影編劇。

在《我的1919》里,被顧維鈞駁得啞口無言、狼狽之極的日本代表牧野伸顯(明治維新功臣大久保利通之子),有據可查,倒的確被勞合·喬治握手稱道:「我十分敬佩日本的態度。」這是虎豹對豺狼的欣賞。

歷史的創口被真實挑開,它的殘酷和冷漠,令人心痛。「中國不能失去山東,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」多麼鏗鏘有力、精妙絕倫,卻只是電影里的台詞。在一個世紀前的巴黎和會上:中國可以說「不」,這是弱國僅有的權利;而弱國無外交,這是中國面對的現實。